1973年冬，山西太原，晋剧《三上桃峰》演出结束后，来自文化部门的几位同志给出了肯定意见，认为这出戏艺术上有亮点，可以送北京参加华北文艺调演。剧团上下很快投入排练，谁也没有想到，一场围绕剧本的政治风波正在逼近。 问题出在审查环节。有人从剧情和人物关系中牵强附会，认定作品是在替刘少奇歌功颂德。那个特殊年代，文艺作品往往被赋予过重的政治含义，一句台词、一个人物，甚至一段情节，都可能被拿来作文章。 调查很快转向山西省委，矛头又指向时任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。谢振华并非文艺系统干部，却被认为对剧目送京负有责任。他判断事情不会止于一出戏，便提出撤回剧组，改演其他节目，试图把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。 这番处置没有带来平静，反而被当成了“心中有鬼”的证据。《三上桃峰》被留在北京接受批判，批判的范围也从剧本扩大到山西省委的工作。谢振华和省委常委成员被通知赴京，接受有关问题的审查。 在连续多日的会议上，问题越说越复杂，材料越堆越多，却始终没有拿出能够说明实质问题的事实。面对不断加重的压力，谢振华只能作出检讨：“我不懂文艺，工作没有做好。”这句话原本是承担责任，后来却被反复引用，成为继续追查的口实。 谢振华早年参加革命，长征时期便与毛泽东相识。1969年，他受中央安排主持山西工作，周恩来曾肯定他对稳定当地局势所起的作用。正因如此，当这场风波迟迟不肯收场时，谢振华明白，单靠地方层面的解释已经很难摆脱困境。 1974年，回到山西后的谢振华仍不断被要求参加批判和检讨。许多干部逐渐看出，围绕《三上桃峰》设置的所谓问题缺乏事实依据，有的人甚至不再参加无休止的会议。谢振华随后给毛泽东写信，说明剧目经过、自己的处境以及受到牵连的原因。 毛泽东看过信后，在上面批示：“到此为止。”这四个字的分量很重，意味着不能再以这件事为由继续扩大追查。中共中央办公厅随后通知山西省委常委赴京处理相关问题，李先念还询问谢振华是否有其他意见，陈锡联则劝他抽时间到医院检查身体。 然而，批示并没有立即消除所有影响。谢振华后来被安排参加党校学习班，家属也受到牵连，妻子被迫停职，子女的工作和复员安置受到影响。他本人长期处在等待处理的状态，直到政治风波结束后，才重新得到组织安排。 1978年，山西省委向中央报告，要求为因《三上桃峰》受到冲击的演出团体和有关人员恢复名誉。中央作出批复后，剧团及相关人员的问题得到纠正，但谢振华发现，自己的个人结论并没有同步彻底解决。 同年，邓小平访问朝鲜回国途中经过沈阳，会见谢振华时问起此事：“因《三上桃峰》受迫害的同志已经平反，你个人彻底平反了吗？”谢振华回答，自己曾向山西省委申诉，但问题还留着尾巴。邓小平听后，把他的申诉转批山西省委，并要求中组部通知复议。 邓小平还在山西新任省委书记到职前专门谈话，明确指出，谢振华执行的是周恩来的指示，到了山西后要重视解决这个问题。随后，山西方面重新复核有关材料，中央正式批复，为谢振华恢复名誉。由此看，毛泽东的“到此为止”制止了事态继续扩大，邓小平推动的复议，则进一步处理了个人结论遗留的问题。 谢振华后来担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、昆明军区政委。1985年军队体制调整，昆明军区与成都军区合并，他主动表示服从大局，负责原昆明军区善后工作。到1986年善后机构撤销，这位经历过长期误解的将领，才算把组织交给他的每一项工作都妥善办完。 特别